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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非常态下的常态
  上篇:官家基因
  
  一、非常态下的常态
  “灰色地带”是一套完全独立的隐形格局,它是介于黑白之间的规则体系,天生就被赋予了一层保护色。作为古代权力系统的生存规则它是由一系列操作的具体细节构成,而且每一个细节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都是由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以痛苦的付出、道德的成本,甚至是血的代价换取的。
  很多时候我们即便是脚踏实地地踩在上面,也不容易发现灰色线条的存在。那些看似违规又不违法的行为,最终只能依靠道德的力量来约束。在“灰色地带”隔开的区域,是一片看上去非常模糊的地带。这种灰色地带是介于合法与非法、正常与非正常之间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经常摇摆于黑与白之间,这种似是而非的界限标准往往使得正式规则陷入一种无效状态。
  灰色地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替正式规则背黑锅。正式规则惹下的祸端,最后都要依靠灰色地带来为其兜底。在古代权力结构中,正式规则不断用它的权力触角挑逗着黑白之间的灰色界限。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官场低俸制的出现,灰色地带越来越明显,俨然成为权力管道内的主流。
  为了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打破正式规则进入灰色界限的非常规权力体系往往会演变成为一种常态性的规则体系。比如说在当时,一个知县如果按照朝廷出台的正式的薪酬制度,一年的官俸也不过就是区区45两银子。这点银子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更谈不上去过一种体面的生活。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千里做官只为生计。如果为官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达不到,谁还愿意选择官员这个职业呢?所以,官府衙门里的人总会通过各种渠道来实现自己敛财的目的。好像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在当时一个人如果能够通过科举或者捐官的途径进入权力系统,他就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最起码他可以享受公权力带来的特权。既然作为正俸的白色收入很低,获取黑色收入又要冒着触犯刑律的风险,那么就只有在灰色地带所划定的区域里多想想办法。作为地方知县,更多的时候会选择在征粮征税以及审理诉讼案件的过程中捞取好处,朝廷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块大蛋糕,按照怎样的切法才能兼顾各方利益?在正常情况下,知县切下最大块,剩下的部分由书吏、衙役们继续分。在这种分配利益的过程中,尺度的把握很重要,大或者小,都有比例的限定。小时候在农村生活,每逢生产队里分配生活物资。村干部拥有优先选择权,然后家庭成分好的继之,因为我们家是地主成分,没有优先选择的权力,最后分到手的基本上都是别人挑剩下的。这种约定俗成的内部协议,并无正式制度的约束,但是大家都会遵守,就好像在履行一份事前签订好的合同。时间久了,这种经过朝廷默许,大家约定俗成的制度自然也就成为行业内的灰色地带,成为取代正式制度的一项灰色制度。
  古代的权力结构,尤其是地方的官府衙门里,官吏存在着很多获取灰色收入的渠道。而在他们获取灰色收入的这个过程中,并不排除有人会突破尺度,坏了行规。多数食权者还是会选择一边奉行官家制度,一边恪守着圈子里的灰色地带,打打制度的擦边球。除非到了一个王朝的最后疯狂阶段,国家机器锈迹斑斑,政治制度混乱不堪,灰色地带才有可能会被彻底打破。而在正常的年份里,就算官员们开诚布公地奉行灰色地带里的那一套,往往也会被视为一种半合法的行为。
  清朝政府最后十几年,朝廷成了“灰色地带”的执行业主,买卖官爵明码标价。
  虽然说大部分灰色收入被各级官吏分肥,但是剩余部分还是进入国库,被朝廷拿去抵了外债。
  
  有权人的亲戚有特权
  在权力系统的各种交易行为中,存在着名目不一的投入成本,其中最为原始的成本就是血缘成本。以血缘关系进行权力转换的现象是封建官场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也就是说,“官亲”是人们最好利用的亲戚关系,是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利益关系。这种将公权力私有化的社会关系,其投入的是血缘成本,而产出的却是权力价值。在关系和血缘面前,正式制度往往成了摆设。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权力的血缘成本列出一个简单的公式:权力的血缘成本=血亲成本+金钱成本。
  
  官亲,如果单纯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官员的亲人。中国人讲究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有人将这种差序格局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就好像一枚石子丢在水中,波纹总是围绕着核心向外一层层地扩散开去。如果官员是那个核心,那么官亲就是最靠近官员的那一圈波纹。亲疏远近,就表现在纹路到核心的距离。
  官府衙门供职的官员是握有公权力的人,那么官亲与权力之间也就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否则,到了今天,官员的儿子开车撞人后也不会下意识地喊出“我爸是XX”。在儿子的潜意识里,父亲是官员,那么作为官亲的儿子理所应当享有权力的庇护。
  在古代权力结构中,官亲所享有的权力庇护值应该是大于伤害值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实现权力的庇护。当然也有例外,一个官员如果犯了罪,血缘成本也就成了赔本的买卖。明成祖朱棣举兵抢了自己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江山之后,就因为方孝孺一句“便诛我十族又奈我何”,就造成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十族之诛。在中国传统的亲属关系中,最多也就是九族相连。但是,愤怒的朱棣却史无前例地将方孝孺的门生故旧也算作一族,全部杀掉。因此事而被杀者达到数百人之多,受牵连被发配的更有数千人之众。
  所以在古代官家社会里,官亲也不是只享受公权力所带来的庇护及衍生权力,他们有时也需要分担自己亲人为官所带来的风险。
  
  在衙门里最有价值的官亲,俗称“三爷”。这里的“三爷”指的是以少爷、姑爷、舅爷为代表的官亲。官亲与其他人相比较,在使用权力制度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血缘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如果利用不当就有可能会转化为劣势,而这种劣势通常是由于权力的滥用所造成。
  清代不少官员对此有着切肤之痛,曾经当过师爷和知县的汪辉祖就说:官亲滋事,“以法则伤恩,以恩则伤法”、“治婿则碍女,治舅则碍妻”。女婿干了违法的事,依法处理就会伤害到与女儿之间的感情;孩子舅舅干了违法的事,如果依法处理就会伤害到与自己老婆的感情。官员在处理官亲的利益方面,左右为难。
  在清朝道光年间,既当过京官,又当过地方大员的张集馨也认为:官亲“犯事不能惩办,非如家人(指家丁、长随)可以驱逐而严治之。”在当时的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莫用三爷,废职亡家。”这句话就等于是挑明说,误用官亲,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往往获得的不是权力值,而是权力的伤害值。严重的话,有可能会让官员丢官破家。
  而在这一点上,“利不容情”的商界显然要看得更为透彻。很多像晋商企业“六必居”那样的百年老字号,就明确地把“不用三爷”列入自己的店规。明令禁止主管者家族中的少爷、姑爷、舅爷参与票号中内部管理。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里,人的理性往往要屈从于自己的感性,要管理自家的亲人并非易事,毕竟有着血浓于水的关系在其中,一旦事情处理方式与血缘关系发生冲突,人的理性思维就会让位于血缘关系引发的感性思维。而在一个人的感情世界里,所有的规则和章程都有可能化为乌有。
  
  在这里转述一段《官场现形记》的故事,让我们领略一下权力卖场上的血缘成本。
  故事的主人公何藩台是盐法道署,盐政在当时被视为天下第一等的肥缺。在封建社会中,盐业专营的收入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而盐业专卖是由盐铁使、盐政之类官员控制的。这些官员也是人,他们的人性中也潜伏着贪婪的一面。在缺乏监督、又没有权力制衡的情况下,贪婪的人性恶性膨胀,在盐业专卖体制下就出现了贪污与腐败。
  尤其是到了清朝中晚期,由盐业专卖引发的权力腐败更是愈发不可收拾,盐政官成为天下第一肥缺。如果一个官员能够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六省的两淮盐政更是肥缺中的肥缺。
  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两淮盐引息银特大贪污案,正是其中的典型案例。案件的起因是,乾隆十三年,两淮盐商要求朝廷增加每年盐引的发放定额,以满足市场的需求。时任两淮盐政的吉庆在私底下收取了盐商送的5万两银子后,将盐商的要求上报乾隆皇帝。
  乾隆在听取了户部的意见后,同意在不增加当年盐引定额的基础上,将次年的定额提前使用,同时要求盐商对提前使用的盐引向政府另外支付一笔“预提盐引息银”。盐商们又向吉庆行贿5万两银子,吉庆同意先支付一部分利息,余额做欠交处理,以后再全盘结算。盐商接受了这种妥协的办法。后继的盐政普福、高恒也有样学样,按照吉庆定下的规矩来办。他们在任期里也接受贿赂允许欠交息银,而他们分别贪污10多万两和20多万两银子。
  时间到了乾隆三十三年,尤世拔继任盐政,还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一陈规陋习。盐商们在官方的掩护下,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尤世拔向乾隆皇帝揭发了这一暗藏在这条食权管道里的规则。经过查证,三任盐政和其他官员历时20年,贪污应缴国库息银1000万两。
  
  对于何藩台来说,能够捞到一个盐法道署的肥缺,自然也花了大量的血本。更何况此人平生没有其他嗜好,就是喜欢钱。自从上任以来,因为怕别人说他的闲话,还不敢公然贩卖手头上的差缺。就在这时官场发生了变数,新抚台不久就要更换人选,他这个藩台也做不长久,很快也要回任。过了这个村,再无这个店。在利益的驱使之下,何藩台派出自己的幕友、官亲,四下里替他招揽卖官的生意:其中以一千两起价,就能买个中等的差使;最好的缺,则需要花上将近二万两银子。
  何藩台手里有的是肥缺指标,就看谁愿意花大价钱,公平交易,童叟无欺。有的没有现钱,可以出示一张到任后的期票,也就是打张欠条。如果掏现钱的和打欠条的争一个缺,那么打欠条的就要让一让了。
  何藩台有个三弟人称“三荷包”,一直跟着哥哥当账房,私底下也替自己的兄长拉了不少买官卖官的生意。兄弟二人在私下也达成了一种分肥规则,何藩台留大头,大概占个六七成;弟弟留个小头,能分个三四成也算不错。古往今来,哪里会有人愿意去做赔本生意呢?但是兄弟二人在卖九江知府这个官衔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买方要出两千两银子买这个缺,另外私下再送给“三荷包”五百两的好处费。“三荷包”见其中有利可图,就将此事满口应承下来。
  这一次何藩台没有卖弟弟这个面子,因为何藩台有自己的生意经要念。这个缺是个肥缺,五千两银子少一分也不卖。何藩台之所以坚持五千两银子,是因为一分钱一分货。何藩台在心中对于这个肥缺有自己的一番利害计量:现在离收漕的时候已经不远了,买官者前脚一上任,灰色收入就会接踵而至。一分到任规、一分漕规,再做一回寿,再过一个新年,不出半年就能有上万两银子进账。这时候让买官者掏五千两银子,并不算太过分。
  兄弟二人在这件事情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可何藩台就是寸步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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